作者简介

张岂之，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现任国际儒联荣誉顾问、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素质教育研究，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研究及学术领导经验，主持过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年10月29日荣获“国学终身成就奖”。

天人之学是贯穿中华文化数千年发展史的主线之一。在很长时间里，一提到天人关系，人们就会想起“天人合一”，认为它是最恰当的表述。这个看法值得商榷。

“天人合一”出自西汉时期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按其思想体系，这种提法其实是“天人感应”论的一种表述，认为天、人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联系，天主宰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动天，这明显带有天命决定论的色彩。

我国古代思想家对“天”的认识，大概始于夏、商时期。从西周时起，“天”的概念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天命、天神，一种是自然界的天体。以《周易》的经文为例，其中有些对“天”的理解是指自然的天体、天象，但多数是关于天命、天神的记载。至于西周时的重要政治文献《尚书》，其中“天命”一词比比皆是。这种状况到春秋时期才发生变化，出现了重人事而轻天道的观点。

思想上的这种变化，首先见于兵家著作。齐国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兵法》中首次提出天时、地利、人和的理念。他说的“天时”，指阴阳、寒暑、四时等自然现象；“地利”指路途远近、面积大小、形势险易、环境利弊等方面；“人和”指得民心、得民力、上下同心同德。《孙子兵法》认为，军事家运用好这三个方面，才能取得战争胜利。

战国中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认为，天时、地利与人和这三者缺一不可，而人和最为重要。战国时的兵家著作《尉缭子》也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战国末期道家的《十大经》（古佚书）把知人事作为知天时、地利的中心环节。由此可见，我国古代重人事轻天道的理论来源于战争实践，同时又能提升到理论的高度予以总结，因此不是思想家们空想的产物。

孟子之后的大儒荀子提出的天人之学则认为，在天人合一之前先要有天人相分的观点，这和天命决定论大异其趣，将古代的天人之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荀子本着孔子的思路，寻求“和”而否定“同”。“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建立在事物相互区别的基础上；而“同”是排除矛盾的一致，是没有生命力的单一。

荀子探讨天人之学的名篇《天论》，把这个道理阐发得深刻而清晰。荀子在《天论》中写下了一段关于加强农业生产的文字：“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认为抓住农业这个根本，厉行节约，天就不能使人贫困；有充分的养生之资，并按照季节开展农事，天就不能使人患病；遵循农业生产本身的法则而行动，天也不能使人遭到祸患。

可见，人在自然面前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他又说，“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如果看不到人的作用，只是祈求天的恩赐，就和天人关系的真实情况相背离。基于上述分析，荀子认为：“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意思是说，只有深刻认识了天人之分的内涵，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强调人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色。中华文化以人为核心进行探索，才产生了天人之学（探讨什么是天、什么是人、人与天有何关系）、变易之学（探讨世界万物变化的道理）、为人之学（即人的道德伦理标准）、会通之学（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胸怀），构建了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荀子关于天人既相分又相合的理论，在中华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汉的王充、唐代的刘禹锡和柳宗元等都在这个重大课题上作出了贡献。历史上的宋、元、明、清时期，由于本土和外域文化的交流交锋交融，产生了新的思想课题，但天人之学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失去它的光泽，只是变换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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