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陈方案》的诞生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当时的聂荣臻市长在西长安街六部口北京市政府办公大楼主持召开了城市规划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市各部门领导、在京的苏联专家。中国方面的专家有梁思成、陈占祥等人。

　　早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以阿布拉莫夫为首的十七人苏联专家代表团已到达北京，此行的宗旨是帮助北京研究市政建设，草拟北京的城市规划方案。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梁先生应邀参加了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来京的苏联专家在城楼上指着东长安街的一片空地说：这里可以建第一批行政房屋。梁思成先生对父亲说，此话令他心里一惊，遂又生出侥幸，以为苏联专家初来乍到，对北京尚不知情，随口说说而已。但那话总像一片阴影，让他一想起来就皱眉。

　　在六部口市府大楼的会议上，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居然正式提出要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长安街两侧建设新中国首都的行政中心。巴兰尼克夫在《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问题的报告》中指出：

　　“第一批行政房屋：建筑在东长安街南面，由东单到公安街没有建筑物的一段最合理。第二批行政的房屋，最适宜建筑在天安门广场（顺着公安街）的外右边，那里大部分是公安部占用的价值不大的平房。第三批的行政房屋，可建筑在天安门广场外左边的西皮市，并经西长安街延长到府右街（《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问题的报告》，载于《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城市规划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编，年11月第2版）。”

　　巴兰尼克夫在报告中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是一个首都，应不仅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现在北京市工人阶级占全市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以北京是消费城市，大多数人口还不是生产劳动者，而是商人，由此可以想到北京需要进行工业的建设（同上）。

　　巴兰尼克夫的话让父亲错愕。且不要说城市规划专家，任何一个受过系统城市规划专业训练的人，或稍有一些这方面专业常识的人，都不应该对一座千年古都做出这样无知的规划设想啊。

　　尽人皆知，北京和巴黎、罗马、伦敦、彼得堡等世界名城一样，是人类历史文化的宝藏。若与其他城市有区别，那就是她不仅文物景观俯拾皆是，而且她本身就是一座应当被整体保存的浩瀚的中国历史文化博物馆。她的建筑规划在空间格局的运用上，数百年前就炉火纯青。中轴线上起伏有致的空间布局，从城市的任何一个角度都清晰展现的北京城优美天际线，壮阔的紫禁城建筑群，树海中优雅静谧的四合院，环绕古城的巍峨城墙……哪一样不令世人叹为观止！古塔祠庙、牌楼民居、城墙古刹，还有无数古老的胡同街巷，无数与周围百姓息息相关的学校、药铺、医院、餐馆，经营了上百年的一批老字号……一切都将随着庞大行政中心的挤进北京而消失，这意味着什么？

　　一座城市的建筑，并不是冰冷的砖石，它们是一个民族长年生存下来的经验和记忆，是先祖在历史长河中筚路蓝缕的足迹，是他们留给子孙的精神财富。每一代人，都是本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后人可以扬弃历史的糟粕，但不可践踏蹂躏先人留下的文化财富。不知虔敬感恩，不善待先人的遗留，后人必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么，这片土地上，还会有什么尊重、崇敬和关爱的美好情感吗？一个不尊重祖先的民族，就像一个不尊重父母的不肖子孙一样令人鄙夷。

　　组成一座古老城市的不只是建筑，还有与建筑共生的文化与情感。建筑师规划师的任务不是用推土机摧毁他们，而是要让它们变得更丰富、更美好。

　　再者，北京解放时的人口已有一百三十多万人，面积62平方公里。“三海”、故宫、各大公园约占去10平方公里。居民均集中居住于其余52平方公里的旧城，人口密度为余人/每平方公里，远远超出余人/每平方公里的现代标准。新中国中央政府军政机关未来可达15万人左右，加之安排他们的眷属，预估达60万人。行政机关所需要的面积，高于原皇城机构所需的三倍。已经拥挤不堪的旧城，怎么可能容下突然增加的60万人口？假如为这60万人口在城外建宿舍，他们每天在老城的行政中心上班，每年要增加多少途中往返的时间、能源方面的消耗？如果为了节约能源与时间，就近为他们建宿舍，那又要动迁多少老城居民？为拆迁户另择新居的成本，加上为行政人员在城内拆旧房建新房的成本，这将是一笔怎样耗资巨大的开支！

　　苏联专家发言后，会场上曾出现冷场。没有经历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想像不出“苏联老大哥”在中国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反苏和反共是同样罪不容诛的。

　　抵京两个月，父亲第一次出席这样的会议。三十三岁的人生旅途中，他从一座又一座的学校大门中走进走出，而且基本上是西方的学校，完全不具备在政治风云中斡旋的常识。出席这样重要的会议，他居然连出席会议的领导是何许人都不清楚,更遑论去揣测领导的意图及好恶。

　　“你知道参加会议的是什么人吗？”我曾直截了当地问过父亲，“有没有想过，假如你的意见和领导、苏联专家相左，会引发什么样的结果？”

　　父亲的回答是：“我当时根本没有谁是什么领导的概念，也没想过苏联专家如何。不管出席会议的是什么人，大家在学术上不是平等的吗？苏联专家不过是友好邻邦的客人，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北京的规划方案罢了。我们想做的，只是让北京的规划最大限度地接近科学、接近合理，这是想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多年受教育过程中养成的基本思维方式。所以，在苏联人阿布拉莫夫发言后，大家一言不发，冷场了很久，我就不假思索地谈出了自己和梁先生对北京未来规划的意见。当然，我们的意见和苏联专家是完全针锋相对的。”

　　在会上，梁思成先生和父亲同苏联专家进行了一场关于北京规划问题的激烈交锋。会后他们一致认为，此事关系一座千年古都未来的命运，作为规划专家，他们责无旁贷。他们经过反复商议，决定拿出一个具体的文字方案，全力以赴据理力争。

　　父亲回忆道：“我和梁先生商量，在观点一致的大前提下，他说他的，我说我的。会议之后，我画规划图，梁先生写文章。这就是方案出来的经过。”父亲还对我自嘲道，“用中文写文章，就像我讲北京话一样困难，我只好用图纸讲话。但文章的观点，我们是反复推敲的。梁先生的文笔好，仅次于太太林徽因。”

　　一九五〇年二月，长达两万五千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稿。梁思成先生自费刊印，上报有关部门和领导，成为北京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这份规划书的诞生和夭折，引起了国际建筑规划界的密切 　　针对苏联专家执意在老北京城内建设新行政中心的决策，《梁陈方案》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意见。

　　长达两万五千字的《梁陈方案》内容共包含三个部分：

　　一、必须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理由。

　　二、需要发展西城郊、建立新中心的理由。

　　三、发展西郊行政区可用逐步实施程序，以配合目前财政状况，比拆改旧区更为经济合理。

　　随文同时附有图纸及八项说明。

　　方案首先指出行政中心位置的确定，已是北京都市计划中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此决策引一发而动全身，务必慎之又慎：

　　“政府行政的繁复机构是这次发展中大项的建设之一。这整个行政机构所需要的地址面积，按工作人口平均所需地区面积计算，要大过于旧城内的皇城（所必须附属的住宅区，则要三倍于此）。故如何位置这个区域将决定北京市的发展方向和今后计划的原则，为计划时最主要的因素。”“如果原则上发生错误，以后会发生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关系北京百万人民的工作、居住和交通。”

　　梁思成先生欣然接受父亲的建议，修正了原拟在日伪时代五棵松日本人的“居留民地”建立新行政中心的计划：

　　“为解决目前一方面因土地面积被城墙所限制的城内极端缺乏可使用的空地情况，和另一方面西郊敌伪时代所辟的‘新市区’又离城过远，脱离实际上所必需的衔接，不适用于建立行政中心的困难，建议拓展城外西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地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须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

　　接着，《梁陈方案》以大量篇幅，陈述了苏联专家主张在内城建立新行政中心的弊端，进一步阐明在西郊城外建新行政中心的理由：

　　一、“北京为古都及历史名城，许多旧日的建筑已成为今日有纪念性的文物，它的形体不但美丽，不允许伤毁，而且它们的位置部署上的秩序和整个文物环境，正是这座名城壮美特点之一，也必须在保护之列，不允许随意掺杂不调和的形体，加以破坏。”

　　“如果大量建造新时代高楼在文物中心区域，它必会改变整个北京街型，破坏其外貌，这同我们保护文物的原则相抵触。”

　　二、针对苏联专家提出要在长安街沿线建设中央政府办公大楼的设想，《梁陈方案》指出，这是“欧洲十九世纪的大建筑物长线的沿街建造，迫临交通干道所产生的大错误”。

　　“以无数政府行政大厦列成蛇形蜿蜒长线，或夹道而立，或环绕极大广场之外周，使各单位沿着同一干道长线排列，车辆不断地在这一带流动，不但流量很不合理地增加，停车的不便也会很严重。这就是基本产生欧洲街型的交通问题。这样模仿欧洲建筑习惯的市容，背弃我们不改北京外貌的原则。在形体外貌上、交通系统上，完全将北京的中国民族形式的和谐加以破坏，是没有必要的。并且各办公楼本身面向着嘈杂的交通干道，同车声尘土为伍，不得安静，是非常妨碍工作和健康的。”

　　“日后如因此而继续在城内沿街造楼，造成人口密度太高，交通发生问题的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则这次决定将成为扰乱北京市形体秩序的祸根……我们的结论是，如果将建设新行政中心计划误认为仅在旧城内建筑办公楼，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增加问题。这种片面行动，不是发展科学都市计划，而是阻碍。”

　　三、假如在旧城内建造庞大的中央行政区，“不但困难甚大，而且缺点太多”：“它必定增加人口，而我们目前密度已过高，必须疏散，这矛盾的现象如何解决？如果占用若干已有房屋的地址，以平均面积房屋计算，约需拆除房屋十三万余间，即是必须迁出十八万两千余人口。即使实在数目之有这数的一半，亦极庞大可观，这在事实上如何处置？”

　　“因为行政区建在城中，政府干部住宅区所需面积甚大，势必不能在城里解决，所以必须在郊外。因此住宿区同办公地点的距离便大到不合实际。更可怕的是每早每晚可以多到七八万至十五万人在政府办公地点与郊外住宿区间往返奔驰，产生大量用交通工具运输他们的问题。且城内已繁荣的商业地区，如东单王府井大街等又将更加繁荣，造成不平衡的发展，街上经常的人流和车辆都要过度拥挤，且发生大量停车困难。到了北京主要干道不足用时，唯一补救办法就是想到地道车一类的工程。一一重复近来欧美大城市已发生的痛苦，而需要不断耗费地用近代技术去纠正。这不是经济，而是耗费的计划。”

　　四、在旧城内建行政中心，势必出现拆迁、户口迁移、清理地基、重新铺设管道等一系列问题：“在迁移期间，许多人的职业与工作不免脱节，尤其是小商店，大多有地方性的老主顾，迁移之后，必须相当时间始能适应新环境。这种办法实在是真正的劳民伤财。”

　　之后，《梁陈方案》从八个方面论述了在“西郊近城地点建筑政府中心是全面解决问题”：

　　一、“因为根据大北京市区全面计划原则着手”，所以“今日设计必须依据大北京地理范畴，使各区平衡分布，互相联系，平均地向城外发展，以达到发展建设、疏散人口的目的。”

　　二、“因为注重政府中心行政区的性质是一个基本工作的区域。区域分工作、住宿、文娱休息三大种类，它们之间必须有极短距离的联系，为之交通。”

　　“这三种基本工作都应当同商业供应区域、市行政机关（其它服务工作之种种）及文娱休息地带有合理的接近……使它本身地位合理，同别的关系也合理，且在进行建设时不背弃旧的基础。西郊是经过这样的考虑而被认为能满足客观条件的。”

　　三、“承认建设行政办公地点主要是需要面积的问题。”

　　“我们实在不必、也不应该在已密集的，各有用途的古代所计划的旧市区中，勉强加入行政新建筑。”

　　“按现代科学的都市计划原则，建筑物同其前后空地布置是有严格比率的。多一座建筑物就必须多若干空旷的地区及若干交通线。大量建筑物就无法逃避它是大量需要地区面积的事实。西郊空址不但面积足用，且能保留将来发展余地。”

　　四、“是解决人口密度最基本而自然的办法。”

　　“现在北京市区人口密度过高和房荒，显然都到了极致，成了严重问题。”

　　“解决它们显然不能在原区界以内增加房屋，而必须先增加新区域，然后在新区内增加房屋……疏散人口，最主要是经由经济政策领导所开辟的各种新的工作，使许多人口可随同新工作迁到新工作所发展的地区。”“发展新工作区和其附属住宅区才是最自然的疏散，解决人口密集，也解决交通拥堵的方法。发展西郊新中心，利用原来‘新市区’基础为住宅区，就是本此原则解决问题的，故最有考虑价值……在一个现代化城市中，纠正建筑上的错误和区域分配上的错误，都是耗费而极端困难的。计划时必须预见到一切的利弊，估计的愈科学、愈客观，愈能解决问题，愈不致为将来增加不可解决的难题，犯了时代主观的错误。”

　　五、“是新旧两全的安排”：

　　“所谓两全，是保全北京旧城中心的文物环境，同时也避免对新行政区本身不利的部署。”

　　“为北京文物的单面着想，它的环境布局极为可贵，不应该稍受伤毁。现在事实上已是博物院、公园、庆典中心，更不该把它变为繁杂密集的外国街型的区域。静穆庄严的文物风景，不应该被重要的忙碌的工作机关所围绕，被各种川流不息的车量所侵扰，是很明显的道理。”

　　“为行政中心设想，政府机关的中间夹着一个重要的文化游览区，也是不便的。文化游览区是工作的人民在假期聚集的地方。行政区是工作区域，不应被游览区所必有的交通量所牵连混杂，发生不便，且给游览休息的人民以不便。”

　　六、“是以人口工作性质，分析旧区、配合新区，使成合理的关系”：

　　“当我们将市的工作人口分成基本与服务及附属三大类时，旧区在用途上的性质已非常确定。最主要的为博物馆及纪念性的文物区，旧苑坛庙所改的公园休息区和特殊文娱庆典中心大广场。其余一部分为市政服务机关，以小部分为有历史的中学校及文化机关，一小部分为手工业聚集的区域。此外就是供应这些部门所需要的住宅区和必须同住宅区在一起的小学校及日常供应商业。”

　　“现在把东郊及东南郊基本功能定为工业区域，人口为工人，所连着的北面建筑他们的住宅区。把西郊基本功能定为行政，人口为政府人员，所连着的西面——已略有基础的‘新市区’——建造他们的住宅区。北郊基本功能定为教育，人口为学生和教育工作者，也连着他们的住宅区。这样的分配是极平均的。它们围绕着有历史的旧城，使它成为各区共有的文娱公园中心和商业服务及市政服务的地点和若干住宅，也是便利而实际的。”

　　七、在大北京市中能有新中线的建立：

　　“旧城同新中心之间横贯着的东西干道，都毫无问题地可以穿出城垣（如复兴门，广安门，阜成门，西直门等）。最合适的是直贯这西郊政府中心的南北新中线（这条中线东距城垣约两公里，距新华门约四点二公里，距天安门约五点二公里）。这条中线在大北京的布局中确能建立一条庄严而适用的轴心。这个行政区东连旧城，西接‘新市区’，北面为海淀、香山等教育风景区，南面则为丰台区铁路交通总汇（总车站及全国性工商企业业务员机关可设在这新中线上。东面又可同广安门引直，利用旧城若干商业基础。在文物点缀方面有白云观、天宁寺等）。一切都是地理上现成形势所促成，毫无勉强之处。”

　　八、能适当满足以上所举的十一个条件（从略）。

　　最后，《梁陈方案》以翔实的数据，说明“发展西郊行政区可以逐步实施，以配合目前财政状况”。

　　针对苏联专家提出在西郊建设中央行政中心比在老市区建设费用昂贵的论点，《梁陈方案》特将两处建设费用做了一个比较。

　　一、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的费用有以下七项：

　　1.购买民房地产费。

　　2.被迁移居民的迁移费（或为居民方面的负担）。

　　3.为被迁移的居民在郊外另建房屋费，或可鼓励合作经营（部分为干部住宅）。

　　4.为郊外居民住宅区修筑道路并敷设上下水道及电线费。

　　5.拆除购得房屋及清理旧址的工费及运费。

　　6.新办公楼建造费。

　　7.植树费。

　　二、在城西月坛与公主坟之间建造政府行政中心的费用有以下四项：

　　1.修筑道路并敷设上下水道及电线费。

　　2.新办公楼建造费。

　　3.干部住宅建造费。

　　4.植树费。

　　我以为不必再详细摘录有关章节的详细内容，究竟在哪里建设中央行政中心更合理，更经济，任何一位持常人之见的读者都不难得出结论。

《梁陈方案》的夭折

　　《梁陈方案》完成后，梁先生和父亲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

　　“我们用十几张图纸和两万多字的建议书完成了一份使命，后来才知道，这是要用一生去承担的责任。”晚年时，父亲曾这样向我感慨。

　　由于政府行政中心的位置久久不能确定，北京的一切计划就都无所适从。刚刚解放的北京，各大机关和企业都迫不及待地择地建房，因整个北京都市计划大计方针没有尘埃落定，各单位的建房用地便迟迟得不到批复。尚无任何法治概念的机关单位，自作主张地盖起了房子，圈起了地皮。若不煞住此风，北京城的局面将不可收拾。梁先生和父亲焦虑地期待政府能尽早地做出决定，他们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印发一百多份，送呈到中央人民政府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机关及首长处；同时，在一九五〇年四月十日，梁先生亲自执笔写了一封给周恩来总理的信，恳请总理能在百忙中赐阅，信中再三陈情“北京目前正在发展的建设工作，因为行政中心区位置之未决定而受到影响，所以其决定已到了不能再延缓的时候了。因此不揣冒昧，做此请求，如蒙召谈，请指定时间，当即趋谒”。

　　信发出的第十天，北京市建设局工程师朱兆雪和建筑师赵冬日双双横刀立马，枪戟上挑出了针对《梁陈方案》的战书。四月二十日，他们写出了《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大义凛然地支持苏联专家在旧城建立行政中心的计划。他们在《意见》中表示应将“行政区设在全城中心，南至前三门城垣，东起建国门，经东西长安街至复兴门，与故宫以南，南海，中山公园之间的位置，全面积六平方公里，可容工作人口十五万人”。

　　时隔不久，这场争论逐渐升温升级，父亲一直以为是学术之争的问题，被一些人指责为是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梁陈方案》选择的新行政中心位置，是“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还有许多耸人听闻的帽子从天而降。

　　在三十年改革开放中生长的一代人，很难想像当年这种论争方式。刚从英国归来不久的父亲也完全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把行政中心迁到城外，并不妨碍天安门成为领导人检阅群众的庆典中心啊，这和否定天安门有什么关系？”他曾大惑不解地向梁先生请教。

　　梁先生毕竟比父亲明晰得多，也清醒得多。父亲只记得梁先生的一句话让他怦然心动：“无论水多深，我们都只能向前走了。”

　　父亲说，他当时并不完全懂得梁先生话里的意思，只感到扑面而来的是一种义无反顾的勇气，霎时觉得和梁先生的心贴得近了。

　　父亲说：“别看梁先生要穿钢背心，但先生患灰质脊髓炎的脊梁，比健康人的脊梁还坚韧挺拔。他敢于坚持而不莽撞，他锲而不舍却懂得迂回。跟他一路同行，觉得很安全，很踏实。”

　　梁先生还是病倒了。他对父亲说，他们是不是只注重了新行政中心的规划，却忽略了旧城中心改造的可能性。

　　“我们那时只觉得新行政中心是当务之急，旧城规划可以稍缓一缓，这是几十年的大计。想不到这成了挨棒子的口实。我们决定先从天安门皇城周边的规划做起，以此作为新方案的补充部分。”父亲说。

　　我有些奇怪，“《梁陈方案》里并没有这个内城规划的‘补充方案’吗？”

　　父亲说：“因为当时已经是四面楚歌，所以始终没机会公布这个‘补充方案’。加上后来这么多年的动荡，我手边的图纸和文字都早已不知去向，也不知梁先生那里是不是还有存底？但这个补充方案确定无疑是做过的，因为有些图纸是我亲笔画的。”

　　“这一‘补充规划方案’的设想是以城内‘三海’为重点，其南面与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相连结，使历代帝王的离宫与城市环境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设计中曾有一个处理团城下金鳌玉栋桥的初步设想，并做了详细设计。这是从上述旧城改造的补充方案出发，把金鳌玉栋桥当做它与大高玄殿、景山连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看待。为解决桥上的车辆拥挤，在原金鳌玉栋桥的南侧，增建另一座新桥，将旧有的‘金鳌’、‘玉栋’两个牌坊搬到新旧两桥的桥头间空地。新、旧两桥作为上下两线，以解决交通困难；北海前的广场稍加扩大，作为车辆分流。广场东侧与大高玄殿相连，殿前两座花亭将给以保护，景山前的红墙改建为带漏窗的长廊，供游人坐憩。游人可以在这里前望故宫，后览景山……这个设计图的线条画成之后，梁先生兴致勃勃地亲自渲染，添色加彩。当时他疾病缠身，居然也和大家一起画了一个通宵。天将破晓，只见梁先生不顾一宵未合眼的疲劳，仍然躬着身子一笔一笔地画着，终于以他高超的渲染技巧完成了1∶的通长画卷，脸上露出十分愉快的微笑。”

　　多年后，我在父亲《忆梁思成教授》中读到以上这段文字。尽管他们没有把这份“补充方案”公之于众，但他们还是又一次不折不挠地重申自己的主张。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梁思成不顾重病缠身，又一次致信北京市领导彭真等人，再次呼吁早日确定中央行政区位置，指出各机关企业的擅自违章乱建问题已不可等闲视之，“若任其如此自流下去，则必造成‘建筑事实’，可能与日后所定总计划相抵触，届时或经拆除，或使计划受到严重阻碍，屈就事实，一切都将是人民的损失。所以我们应该努力求得行政区大体方位之早日决定。”（梁思成年10月27日《致彭真同志，聂市长，张、吴副市长，薛秘书长信》，林洙提供）

　　这厢里两位书生为守护一座千年古都呕心沥血，奔走呼号；那厢里其实大计方针早已定夺，拆除旧城的声浪日益汹涌。面对一位早已大计在胸的执政党领袖，梁思成和陈占祥无疑成了与风车战斗的唐·吉诃德。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苏联专家组组长阿布拉莫夫在与梁思成、陈占祥交锋时，不得不在关键时刻使出杀手锏，亮出了毛泽东主席的口谕：“政府机关在城内，政府次要的机关设在新市区。”（《苏联市政专家组组长阿布拉莫夫在讨论会上的讲话摘录》，载于《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城市规划》第一卷，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编，年11月第2版）

　　“当时彭真给我讲了北京城市建设的方针，‘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中央服务’；还告诉我‘要使北京这个消费城市改变为生产城市’。‘有一次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曾指着广场以南一带说，以后要在这里望过去到处都是烟囱’……”（梁思成《文革交代材料》年11月林洙提供）

　　毛主席又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年3月第1版）。”“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朱正：《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年5月第1版)。”

　　读到林洙女士书中的几句话，让我心中疑窦尽释：“‘文革’中披露出某中央领导人曾说：‘中南海皇帝住得，我为什么住不得？’‘有的教授要把我们赶出北京城’（林洙《建筑师梁思成》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年第1版）”。

　　我终于明白，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学术争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北京西长安街六部口市政府办公大楼的规划会议上，苏联专家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必须是全国的大工业基地，”“要把北京建设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才与首都的地位相称(高亦兰、王蒙徽《梁思成的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思想研究》载于《世界建筑》年第1—5期)”的规划思想，以及在旧城建设行政中心的主张，令毛主席大悦，欣然批复道：“照此方针。北京市的规划就这样定下来了，即以旧城为基础进行扩建（王军著《城记》彭真秘书马句年8月20日接受采访时的回忆）。”

　　东交民巷操场立即被占用，开工建造政府机关。

　　梁先生决定孤军上阵，最后一搏。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五日，梁思成又一次致信周恩来总理，希望“在百忙中分出一点时间给我们或中央有关部门做一个特殊的指示，以便适当地修正挽救这还没有成为事实的错误（梁思成《致周总理信——关于长安街规划问题》载于《梁思成文集》第四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年9月第1版）。”

　　但回答他的，是公安部、燃料部、纺织部、外贸部……一栋栋表情雷同的现代办公楼，在古老的帝都拔地而起。北平解放中不曾毁于战火的北京，却要毁于建设。这是父亲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的。

　　梁思成真的忍无可忍了。他直言不讳地对父亲说：“毛主席可以领导政治、经济，但他根本不懂建筑。他领导不了建筑，彭真也一样。党的领导可以不是内行，但外行必须尊重内行，不能乱指挥。”

　　这样的话，梁先生可能不止对父亲一个人说过。

　　“你当时怎么回答呢？”我问。

　　“我说，无知可以原谅，无知而有权不仅不能原谅，而且危险可怕。”父亲说。

　　为了北京规划，梁先生和彭真争得面红耳赤，他理直气壮地对彭真说：“在政治上你比我先进五十年，在建筑上我比你先进五十年（《一代宗师梁思成》郭黛姮、高亦兰、夏路编著）！”

　　一九五三年六月，中共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该小组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办公，被称为“畅观楼小组”。苏联专家被聘请到小组中指导工作，一些党的干部和政治上坚定的技术人员成为“畅观楼小组”骨干，从此，北京城市规划纳入党内研究的范畴。

　　“由党组织制定城市规划，这很滑稽。”父亲说，“照这样下去，北京饭店厨房的菜单都应该由党委研究，加多少油盐酱醋也该党委讨论。”

　　“畅观楼小组”成立后，梁思成、陈占祥、华揽洪等原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不再参与北京市总体规划编制。

　　此后，中共北京市委的“畅观楼小组”制定出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明确指出北京的性质为“北京不只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而且还应该迅速地把它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

　　“旧北京是在封建时代建造起来的，不能不受当时低下生产力的限制，而当时的建设方针又完全是服从于封建阶级意志的……”

　　“必须坚决打破旧城市对我们的限制和束缚，对北京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与风格，进行规划和建设。”

　　“要迅速改变城市面貌。在五年内，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以及其他主要干道要基本改建完成，并逐步向纵深发展。”

　　“展宽前三门护城河，拆掉城墙，充分绿化，滨河路北侧修建高楼。故宫要着手改建。”

　　“中心区建筑层数，一般是四五层，沿主要干道和广场，应以八、九、十层为主，有的还可以更高些。”

　　“城墙、坛墙一律拆掉。”

　　“中南海及其附近地区，作为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中央其他部门和有全国意义的重大建筑如博物馆、国家大剧院等，将沿长安街等重要干道布置。”（《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年9月刊于《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城市规划》第一卷，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编，年11月第2版）

　　由于国内外形势的骤变，“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出现及中苏冲突的公开化，该总体规划草案没有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正式批复。但“文革”前的北京城市建设基本就是照此方针进行的。

　　梁思成、陈占祥、华揽洪等专家对此方案进行过尖锐抨击，结果是陈、华二人的政治生命与古都北京同葬于废墟。梁先生虽幸免于难，亦遍体鳞伤，气息奄奄，《梁陈方案》从此夭折。但这段写在古都历史上的文字，是刀斧也砍不去的。为一座城市、一种信念而蹉跎半生的守护者及其团队、亲友们的命运，则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真实记录。它能唤起的思索，远比故事本身更丰富深远。

回答女儿的质疑

　　像很多时尚的年轻人一样，我曾是个崇洋的城市女孩儿。我喜欢北京那时仅有的莫斯科餐厅、新侨饭店、和平餐厅；连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婚宴都选择在“老莫”举行。我不喜欢昆曲、京剧、地方戏，爱看电影、话剧、歌剧；不喜欢民族舞，酷爱芭蕾；喜欢西洋音乐，不好丝竹管弦；当然，我喜欢摩天大厦，不喜欢古老的旧北京。王军先生的《城记》中提到有“京味作家”之称的陈建功甚至为拆除胡同而欣喜，他在一篇题为《拆》的文章中写道：“生活就是这样前进的。没有那些写在胡同口的‘拆’字，没有随之而来的轰隆隆的推土机，就没有即将崛起在西单西部的首都金融街，也没有多少年来被拥挤不便困扰的居民们向拥挤不便的告别。”

　　作家王朔则在题为《烦胡同》的文章中说：“我家住的那一带俗称‘朝阳门城根儿’。那一带的胡同大都是破破烂烂的房子，很少像世界标榜的那种规规矩矩的四合院。胡同里的居民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副食店买肉的人群没有买两毛钱以上的，而且都是要肥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有什么快乐可言？胡同里天天打架，骂街”，“反正对我来说，满北京城的胡同都推平了我也不觉得可惜了的”。

　　在读到这些文字时，我不禁哑然失笑。因为同样的问题，我上大学时也曾问过父亲：“真不懂，你那么洋派的人，怎么喜欢土得掉渣的老北京？凭什么为个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北京，弄得身败名裂？”

　　父亲说：“这跟个人好恶风马牛不相及。只凭个人好恶就可以做规划，那天下人都可以成为规划大师。我们对北京规划的设想仅仅出于城市规划的科学理论，这是我学了一辈子的专业。再说，老北京是每个中国人的骄傲，怎么会跟我没有一点关系？你是在北京长大的，难道你跟这座陪你长大的城市没关系？”

　　我仍犟嘴，“老北京又破又烂，像横二条那么讲究的四合院全北京有几个？还不都是豁牙咧齿的？早拆了早好。”

　　“多亏你还是北大中文系的！”父亲真的不高兴了，“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是不是锈迹斑斑，又破又烂？这妨碍它成为无价之宝吗？多少人家珍藏着几代以前的先人照片，可能早就褪色破旧，但仍会被子孙们一代又一代地珍藏下去，谁会因为它破了旧了就扔进垃圾箱吗？为什么我们要为周口店的‘北京人’建博物馆？为什么考古学家要不停地发掘古墓？因为后人渴望了解祖先的历史，研究我们在历史中前行的足迹。我们今天却把一座活的博物馆夷为平地，北京城所剩下的东西实在不多了。”

　　父亲讲了一些故事，希望它们能回答我的问题。

　　“你当然知道俄国的圣彼得堡。一九四一年，纳粹军队占领了冬宫、凯瑟琳宫等四座宫殿约九百天，撤退时将其付之一炬，并到处装了地雷，埋下的炸药达一吨多。战后，苏联人在马铃薯都吃不饱的情形下，勒着裤带开始了废墟的重建。接着，大批的艺术家、工匠、志愿者，在饥寒交迫中走向废墟。他们花了三年的时间，重塑了无数毁坏的雕塑，修复了宫殿中的天花板金顶，为它一点一点地补上了金箔，把花园中彼得大帝的肖像碎片拼装得天衣无缝。”

　　二战即将结束时，邱吉尔夫人克莱曼蒂娜曾拜访过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故居。看到契诃夫的家园历经战火却安然无恙，颇为惊愕。八十二岁高龄的契诃夫妹妹玛瑞安告诉她说：德军的一个司令读过契诃夫的小说。德寇攻占克里米亚时，他对士兵说，我读过契诃夫的作品，他是了不起的文豪。他下令保护这座住宅，我就平安地活过来了。

　　父亲说：“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军即将轰炸日本的京都和奈良。梁思成先生得知后很焦虑，他在京都和奈良的地图上标明了著名文物的记号，交给了美军驻重庆办事处，并建议盟军不要轰炸这两座有着诸多古建筑的城市，因为人类文明的财富是没有国界的。只有站在人类精神制高点上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眼界与襟怀，这是一种文明。对文化传统、对历史文物的尊重，表现了一个民族对人类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这个民族文化水平的标志之一。”

　　从我们的法国女婿斯岱芬那里还听到过一个关于巴黎的故事。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速，巴黎的人口在上世纪末已达到两千万。高速路的出现，改变了一座座城市的面貌，也改变了城市人生命的节奏。流经巴黎的塞纳河，满载着巴黎人的浪漫情怀。悠闲的巴黎人曾在塞纳河边洗衣、漫步，享受阳光、享受爱情。随着交通的不断开发，塞纳河边被一高速路环绕。英国黛安娜王妃的车祸，就出在这条高速路上。无数汽车从河畔呼啸而过，塞纳河的旖旎风光成了车窗外掠过的一阵风。塞纳河涛声依旧，巴黎人心中的塞纳河却已随风而逝了。

　　二〇〇二年，新上任的巴黎市长提出了一个梦想，而且亲手把梦想变成了现实。他做出决定，从七月十四日的法国国庆日开始，到八月十五日的一个月之内，政府下令关闭塞纳河畔的高速路。市政府出资运来大批细沙，把高速路面铺成厚厚的沙滩；又运来一盆盆三米多高的棕榈树，置于沙滩旁。一株株棕榈树的绿荫下，放置了一千多张躺椅。“沙滩”上还有临时安置的公共卫生间和淋浴房。市长热情洋溢地向巴黎市民发出邀请，请他们穿上泳装，到美丽的塞纳河边尽享国庆假日的金色阳光。

　　巴黎人欢天喜地地来到市长为他们营造的“人造沙滩”。穿着比基尼的姑娘们躺在沙滩上晒太阳，银发的老人们在躺椅上欣赏孩子们和宠物狗掷飞盘。人们在河面上驾帆船，在沙滩上放风筝，还玩起了沙滩排球。

　　这是一个只有在巴黎才会出现的浪漫故事。

　　高速路封闭一个月，化作了昔日塞纳河畔曾有过的美丽沙滩。可惜只有短短一个月，就像灰姑娘那辆金碧辉煌的马车，一过夜里十二点，就要变回一个大南瓜。一个市长，实现了一座城市的梦想，那么浪漫、那么奢侈，又有那么些许酸楚。

　　北京能够回到从前吗？如果我们还拥有巍峨的城墙，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在绿草如茵、繁花似锦的“空中花园”登高远眺？是不是可以在绿柳成荫的护城河里引吭放舟？是不是可以坐在长安街边那宫墙改建的长廊上，任凭中南海上飞来的清风，穿过绿树红墙，把孩子们手中的风筝送上高高的蓝天？

　　怎样规划我们未来的城市，实际是怎样选择我们未来的生活。住在狭窄胡同里的人们，渴望搬进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住进高楼大厦的人，又怀念在四合院的海棠树下，摇着蒲扇和左邻右舍话家常的寻常日子。全球化如一只怪兽，吞噬了无数充满个性化、民族化色彩的城市，而当人们发现自己最有个性的文化已经成为全球化怪兽的排泄物时，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多么宝贵的财富！

　　很多年前，我曾问过父亲：“那些破胡同、烂街道就永远戳在北京城吗？建筑如果原地踏步，那还怎么前进、怎么创新？”

　　“我们什么时候否定过创新？我们在规划中提出的保护老北京，指的是城墙九门之内六十二平方公里的范畴，那是要全盘保护的。之所以提出要做大北京区域规划，就是要把北京这座大都市的功能有计划地疏散到周围的区县，根据周围区县的特点，建设有各自独特风格、独特功能的小城镇，那里为每位渴望创新的建筑师提供了可驰骋的广阔天地。可以是原汁原味的中国乡村古风，也可以是最现代派的卫星城，这要有统一的规划。

　　“空间，任何时候都是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重要课题。把行政、金融、教育、商业、医疗等那么多的功能都塞进一个只有62平方公里的老城，老城就失去了鲜活的肺，窒息了。所谓空间，就是不要塞满。不满，才有活动的空间，才有反省与思考的生活品质。月盈则亏，任何太满的事物都会走向反面。这不仅是建筑规划的美学，也是生活的美学。”

　　父亲问我：“还记得那个父亲为爷爷做讨饭碗的故事吗？”

　　“记得，当然记得。一位父亲用木头为儿子的爷爷做一只木碗和一根打狗棍。年幼的儿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终于有一天，父亲看到自己的儿子也在学着用木头制作木碗和木棍时，惊奇地问：你做这些干什么？儿子认真地说：等你将来当叫花子时讨饭用啊！”

　　“未来，我们建设的这些新城市，会和老北京一起，成为中国建筑历史画廊中的一个篇章。我们的城市也会成为历史，后人如果像我们毁掉老北京一样毁掉今天的城市，我们将成为一个薄情寡义的、有历史却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就像这个流传了千百年的古老故事。”

劳特·杰克南的启示

　　父亲陆续跟我讲过很多关于老城改造方面的想法。他说北京刚刚解放时，肯定没有经济力量全面修整残破不堪的老城，但谁说过要在一两年内就把老城修整完毕？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只要把新的行政中心位置定在老城之外，老城内的修整就完全可以有计划地逐渐进行。不能只依靠政府的力量，还应当依靠居民自己的力量。在西方，这也是很重要的经验。父亲在他的《建筑师历史地位的演变》一文中写道：

　　“群众参与（Participation）的工作方法已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采用，并在各国规划法中做了规定。一九七三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环境会议上通过宣言，开宗明义地指出：环境是人民创造的。目前世界上建筑师都认为这是一项重大的时代挑战，同时也给建筑师展现了广阔前途。肯定，我们再也不能像前辈那样承担建筑师的职责了。从维曲罗维斯起到今天，建筑已经变成一项为社会服务的艺术和技术；建筑师再也不能高居艺术鉴赏的仲裁地位，他必须到群众中去，与群众结合，当群众的环境设计代理人。这并不降低建筑师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更增加了建筑师的责任，更能够发扬他的创造性。”

　　最后举实例做个说明。“为鼓励群众自己动手，政策资助，改造群众自己的环境，英国政府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颁布一项立法，以期动员群众力量改造城市环境。在密特尔萨斯，有位刚走出校门的年轻建筑师劳特·杰克南，生活并不富裕，花钱买了一所位于贫民窟内的小住宅。那栋房子连卫生设备都没有，于是他向政府申请执照准备增添卫生间。他的申请遭到拒绝。因为他的房子，市政府已定为限期拆除的贫民窟。后来他知道，原来这个街坊33户人家都有同样的问题。作为建筑师，他对现行法规还是熟悉的，他就利用《环境法》把33户居民组织起来，自己当他们的代理人，与大家商量如何改造室内外环境。他了解了每户的需要情况，量力而行，给每户制订了改造计划，室外后院统一规划。除了必要户外用房外，后院连成一片加以绿化成为公共用地。每户大门按各户爱好加以装饰，但总的材料、色调都统一起来。杰克南精打细算编制预算，用住户自己的劳动在少数工人指导下参加建设。他引用《环境法》中的规定，以33户代表的名义向政府申请津贴，政府资助一万英镑。在大家努力之下，这一街坊环境得到美好改造。这一年杰克南的工作受到英国环境部的表扬并获得改造环境一等奖。一夜之间杰克南名扬四海，英国各地以及欧洲各国都闻名前来参观学习。此后他被英国一些大城市类似地区的居民邀请去改造那里的环境。杰克南工作很累，没有星期天休息，办公就在居民中间的现场，但报酬极微。因为他的委托人不是财主而是城市贫民。人们把他称为‘赤脚建筑师’（BalrefootArchitect）。不料他触犯了建筑师协会，他们不承认他干的是建筑设计，尤其是他收极微少报酬违背了建筑师协会的收费标准，但社会舆论一致表扬了这位初出茅庐的建筑师。于是英国建筑界一度出现了一场危机（陈占祥：《建筑师历史地位的演变》原载《建筑学报》年第8期）。”

　　“这好像是情理与法制的矛盾？”我说。

　　父亲说：“杰克南是在向已被法律认可的建筑师地位挑战。他可能不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师，但他至少回答了一个问题，建筑师应当怎样去工作，怎样去完成他的社会使命。我们老北京的四合院有那么多危房旧房，为什么不能发动群众自己的力量去改造呢？我和梁先生一直主张，内城的老房子，形体外貌要努力维持中国风格，但室内要进行现代化改造，要逐渐完成厨浴的加建和供暖设备的安装，胡同的下水和路面也要改造。这牵扯到一系列复杂的房屋所有权政策，只要锲而不舍地去做，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其实，为了改善自身的居住条件，每个居民都会全力以赴的。有时不必花很多钱，给政策就够了。共产党能发动全民打倒蒋家王朝，为什么不能发动全民建设自己的家园？杰克南那样的人才，老百姓中有千千万。”

　　《梁陈方案》虽已走进历史，但随着国门的洞开，各学科基础理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从科学理论上鉴别是非的能力，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在三十多年后，不愿外迁的北京老城居民“希望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出资就地改善”自己老宅的意愿，竟同英国密特尔萨斯那位初出茅庐的建筑师劳特·杰克南的愿望不谋而合。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是不是这样做，某些人就无法以手中的权力牟利，而开发商也无法从拆迁种种捞到白花花的银子？

　　著名作家老舍之子舒乙一九九八年四月在北京政协会议上的发言更激昂慷慨，振聋发聩：“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对北京的文物价值有正确地认识。如果都建成香港、纽约一样的高楼，北京彻底完蛋！搞不好，栽大跟斗，被全世界大骂！就跟毛主席拆城墙一样。现在北京市在拆第二座城墙。胡同、四合院是北京的第二座城墙！”

熊掌与鱼不可兼得——汽车和胡同

　　我一直弄不清，如果保留老北京的内城，交通问题如何解决？那些小胡同，汽车怎么通过？将来中国人总会像西方人一样，家家会有汽车的，这也是中国人的梦想。

　　父亲告诉我，在二战结束后，西方的城市建设就已经面临着这个问题。生产、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工业革命后人类面临的一个巨大困惑。交通工具改变了城市和人类生活的空间感。发展的速度与环境，与人的生命本身，存在着诸多难解难分的纠葛，本质上是一个哲学和美学层面上的命题。日新月异的高科技，无休无止地追求着速度，追求着对能源、对一切自然资源的攫取。短短的一个多世纪，人类几乎耗尽了地球亿万年间积蓄的石油资源，我们留给后人的，是一个水资源、矿石能源枯竭的地球。在制订《梁陈方案》时，我们没有关于全球资源状况的明确概念，但我们知道，节约能源是任何一个负责任规划师的起码责任。这也是我们要求把行政中心及他们的住宅区迁出城外的原因之一。

　　老北京最早建于元朝，整座城市的比例和空间，都是为步行、骑马、轿子或畜力车设计的，住宅之间的街巷、胡同当然不能通过汽车。但它的街巷胡同是网格状的，几乎任何一条胡同都很快可以通向主要干道，既保证了出行的方便，又保证住宅区自成一统，闹中取静。这是北京四合院民居的独特之处。北京古城本来就不是为汽车时代的生活方式设计的，那就不必削足适履，为了汽车而去改变一座有着自己丰厚历史的城市。

　　波士顿曾花了十多年时间，耗巨资把一条穿越城市的高速路挪移到地下。昔日高速路旁的街道，有无数千姿百态的商店，有些是驰名数十年甚至百年的老字号。人们在自己熟悉信任的商店里选购喜爱的奶酪、香肠、咖啡、葡萄酒；人们在有着亲切熟面孔的街道上散步、逛街；在露天咖啡座边小憩，啜着浓香的咖啡，就着刚出炉的牛角面包读一份当天的报纸，和熟悉或不熟悉的邻座讨论一会儿今天的新闻。但一条穿城而过的高速公路扯碎了人们的生活，没有人愿意在汽车箭镞般飞驰而过的喧嚣和臭烘烘的尾气中走上昔日的街道，高速路旁的温馨与繁荣被高速路肢解得七零八落。旧金山在一九八九年大地震后，通向中国城的高速公路摧毁殆尽。地震之前，这条横穿城市的高速路就已经成了人们眼中一条丑陋的创口。地震之后，市议会决定彻底放弃高速路的修复，抹掉旧金山这座美丽城市脸颊上的疤痕。

　　城市不是汽车的奴隶，人更不是。也许未来有一种更先进的生活方式替代汽车文明，也许人类将返朴归真，回到以双腿为交通工具的最原始的出发点。

　　生命为什么一直都在匆匆忙忙地奔走赶路？为什么非要在自己头顶悬一条鞭子，天天敢死队似的冲锋陷阵？我们为什么不生活得简单一些、悠闲一些，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领略人生旅途上的绚丽风光？女儿的法国丈夫斯岱芬是美国斯坦福医学院的博士后，他对美国人拼命工作、拼命赚钱的生活方式很不以为然。他们夫妻二人都在斯坦福医学院工作，不算什么富翁，但生活得简朴潇洒。虽然有汽车，他们却更愿意天天骑自行车上班，让阳光把自己晒成橄榄色。每个周末，他们会带了三明治去登山，去划船。带了相机去沼泽地为各种鸟儿花儿拍照。他们一起去海滩采集新鲜的茴香，在厨房喜笑颜开地煎出香喷喷的茴香馅饼，望着窗外的万家灯火，在烛光下享受一顿温馨的周末晚餐之后，两人又同在钢琴边合奏一段四手联弹。斯岱芬对我们说：“每个人都要走到生命的终点，有的人是气喘吁吁地跑着冲向终点，有的人是悠闲地散着步走向终点。为什么不走得从容一些，放慢脚步欣赏一下路边的湖光山色？那不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高速和财富并不代表品位，也未必有美学上的意义。”斯岱芬的话引起我很多思索，不知这是不是人类对自己现代高速生活方式的否定之否定？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了中国古代神话“八仙过海”中的张果老倒骑驴。

　　再言归正传到许多老北京胡同容不得汽车通行的话题。父亲说，驾车出行，未必是每一个人都会选择的生活方式。为什么非把汽车强加于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城？你选择驾车，那就搬到北京外面的卫星城去吧，那里有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任你驰骋。你选择古老胡同里的四合院，那你就步行吧，骑车或乘公共交通。我们主张大都市和老北京内城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让居民步行十分钟左右就能搭乘到公交车。对不起，胡同里就是不能通汽车。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不能什么都要，有选择就有舍弃。

　　巴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已有1万人口，可是巴黎的交通并不拥堵，因为它拥有发达的公交系统。巴黎地铁的历史将近一百年，地铁向地层深处发展达到了第五层，和地面上一样，有缜密的规划。纽约、曼哈顿的公交系统也是四通八达，即使很多居民有汽车，也仅在假日旅行时才使用，因为那里的地铁太便利了。在今天的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波士顿、东京……许多地区出现了“汽车禁止通行”的人行步道、自行车道。提倡“绿色生活”的人们主张关上车门，迈开双腿，开始一种新的出行方式，选择一种新的生活品质，这也许是比汽车文明更先进的文明。今天北京的王府井、前门大街，上海的南京路都专设了“汽车禁止通行”的人行步道街。据说未来十年内将建成东方夏威夷的中国海南岛，将修建被椰树林浓荫覆盖的环岛自行车道。人们将重新拾起身体自身的速度感，让一种“行”的美学重新诞生。

（原文刊载于《当代》，9年02期，责任编缉：洪清波、杨新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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